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宁
我国第一部大型辞书《辞源》，经过8年修订，今年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版。《辞源》第三版发行时，距第一版问世恰为100年。从20世纪初的1915年，到21世纪初的2015年，整整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问：1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辞书的编纂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首创意义的《辞源》，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是否仍然具有原先的价值？怎样估量它的现代意义？
一、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辞源》首次编纂始于1908年，其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在列强纷争、弱国图强的大形势下，中国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并未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师夷制夷”“变器不变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的改良主义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要“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新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辞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其次是自然科学的普及与专科词典的问世，在《辞源》编纂前后，商务印书馆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20种，包括人名、地名、哲学、医学等。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汇，也相继发行。这些辞书的出版，适应了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在大量的西学辞书纷纷出版时，《辞源》独树一帜，走了一条完全中国化的道路。第一版《辞源》的主编陆尔奎在《辞源说略》里指出：“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大众阅读困难。所以编写辞书，存储词语，进一步存储了知识。陆尔奎得出的“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的结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说法。
我们可以用近代国学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说法来补足陆尔奎的宣言。太炎先生在《常识与教育》《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提出：“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识”，“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本国人有本国人的常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辞源》收录的全部是中国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实际用过的词语，解释的全部是这些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可以说，《辞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
二、首创中国化辞书独特体例
《辞源》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第一部收集中国古代典籍各类词语的辞书。在辞书编纂史上，它是空前的第一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的纂集类工具书，不论是字书（例如《说文》《玉篇》）、韵书（例如《广韵》《集韵》），还是义典（例如《尔雅》《广雅》），都以字为单位编纂。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是《辞源》所编字头的基础，它虽然也以字为单位，却有许多革新之处。我们根据蔡元培《新字典》序的说法，把《新字典》与当时最大的《康熙字典》比较，可以看出它有以下几点革新：（1）《康熙字典》行世已两百余年，未加增改。不但新出之字概未收入，连市井通用的字都不具备。也就是说，它收录的字虽多，但很多是废字、死字；而《新字典》则直接从已经有的文献语言中收录有用之字。（2）《康熙字典》的释义多是从之前的古代字书转录的，不考虑文献的适用，也不考虑是否合乎学理；而《新字典》的释义为了晓谕大众，要从实际语境中归纳意义，没有一个解释空设。（3）《康熙字典》和以往字书一样，只顾沿袭旧说来正名百物，不求甚解，全书不附一图；而《新字典》的释义为了晓谕大众，不但尽量让人明白，还有附图帮助理解。蔡元培指出：“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从《新字典》中，已经可以看到之后即将编纂的《辞源》理念先进，已经有了语义解释的概念。这时，章太炎已经提出将传统“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改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特别将“语言”彰显出来。这说明，西方语言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这是《辞源》在单字字头下立复词语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说《辞源》是现代意义的辞书，也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第二，《辞源》集多种体例于一典——列字头，分音项，排词语，出释义，列书证，详出处，一应周全。
1.《辞源》虽然从“字本位”进入了语言层面，以词语作为释义的单位，但并不忽略汉字在汉语中的独特作用。它的字头不从古代字书中转相抄录，而是从词语中提取。字头既是词语的查检标记，也是辞书有机的组成部分。汉语的字既是语言的书写单位，又承载着构词的元素，具有别词作用。
2.《辞源》的部首继承《康熙字典》214部，从《说文解字》540部首中适应楷书的结构进一步归纳，采用结构部首，不是仅供查检的字形部首。例如：“攴”部（攵，音pu，俗称反文）和“文”部分立，“网”与“四”（置、罪上部“网”的变体）放入同部，“肉”部与“月”部划分清晰，有明显的字理意识。
3.《辞源》将音项列在词语之前，遵从古代以音别义的历史现实。不同音项下词语的释义，参考古人的训诂材料，但不取古书随文释义的言语意义，不取《说文》的文字构意，不取字书中的直训（即以字释字），不取西化概念，而是从典籍的话语中概括出来，可以在语境中证实，完全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自己建构的一整套释义规则。
4.《辞源》不收未曾使用过的字词，每个语词后列出的书证不是一般的语例，而是表明词语意义的出处，并以典籍的语境证实意义的存在。举《辞源》第一个复词“一一”为例。释义为“逐一”，书证：“《韩非子·外储右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引其纲而鱼已囊矣。”这表明，“一一”当“逐一”讲，较早见于《韩非子》，它是在书证引文的语境中实现的。
《辞源》首创的系统的体例，是中国独有的辞书体例，《辞源》以后的汉语辞书所用的基本编纂原则，尽在其中了。
就以上两点来说，《辞源》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价值独特，它的首创而昭示后来的功绩，无可取代。
三、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
《辞源》经历了1915年正编、1921年续编、1923年合编、1986年结束修订第二版、2015年修订第三版。一路走来，它的基本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
不论《辞源》如何增改，它的基本性质仍然保存下来。1921年出版《续编》，它的编辑原则是补充新词，将新旧贯通。《续编说略》明言，正续两编“一则注重古言。一则广收新名。正书为研究旧学之渊薮。此编为融贯新旧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1923年《辞源》合编后，就有了一部分《续编》收入的脱离中国本土文化的新词语及新释义掺入。在第二版修订时，为了保持《辞源》特有的性质和本土文化的特点，第二版《出版说明》明言，“删去旧《辞源》中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一些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语”。这就使《辞源》贮存中国古代文献实用词语、阐释这些词语的言语意义与文化内涵、引导读者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编纂目的再次落实，也使《辞源》收词着眼通用，“不涉专门范围”的初衷保留下来。
在第二版修订的基础上，第三版修订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辞源》性质及其在现代大型辞书中的历史定位。不刻意扩大规模，不改变原初性质，要在恢复和进一步保留其独特价值的前提下精益求精。
第三版修订做了8件事：
1. 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确定了字的主形，对应当保留的异体字如数保留，并与主形加以认同；确定了标准的字样，去除了冗余的异写字形，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也使电子版检索的准确度大幅度提高，《辞源》用字成为“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规范”的基础。
2. 采用公认的音韵系统，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的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达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改变了第二版音系不统一的局面，使注音系统面貌一新。
3. 本着避免芜杂、求准求精的原则，对字头、词语作了必要的增补。这次修订增补了1302个字头，增补的原则是：符合古籍用字规范，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实际使用过，也就是有实际语境、形音义可考的字；增补了复词语8512个，根据此前《辞源》百科词条不足的情况，其中特别补充了6500个百科词语。第三版《辞源》全典仅仅增加了200万字，合理地扩大了规模。
4. 认真考察了书证与释义的互相切合关系，进一步体现了书证对释义的加深和补足作用；全面关注、认真改进释义的冗、缺、漏、错；对具有汉语特点的典故词，进行了典源、典义、典面的历史梳理；补充了文化与名物词相应的插图，对语言释义作了直观的补充。
5. 采用可靠的文献版本，复查了大部分书证的原文和出处，纠正了第二版书证讹、夺、衍、倒的错误和出处不确之处，置换和补充了一部分对梳理源流有用的书证，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约4万条。
6. 细化了字、词、音、义、文、事互见的体例，将《辞源》中的相关条目尽量沟通。这样做，有利于克服辞书信息碎片化的局限，便于读者整合知识，取得更全面详尽的信息。
7. 在第二版修订资料缺失的情况下，第三版在修订过程中，归纳确认了一批原有的编纂规则，又补充制定了一批新的编纂规则，其中很多规则是在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的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形成并进一步完善了《辞源》的编纂体例，使此次修订更具理性化。
8. 采用现代化手段，有效地建立了第三版修订的档案，为今后进一步修订做了必要的准备。
历时8年的《辞源》修订，是一次编审人员和上百位专家利用业余时间通力合作的攻关，是一次边修边学边研究的多学科、大规模学术活动，是一项知识界用高度历史使命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拼搏的爱国举措。《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第三版修订人员置身于这个事业的中途，付出固然艰辛，但也应当是一种幸运。
四、通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
《辞源》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和思潮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的产生受到西方以辞书形式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出版事业的影响，但《辞源》在内容上却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辞源》不收引进的词语，它的“百科”的概念也不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为分类标准，而是参考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它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有利于国际对话时本国的立场。例如，参考《尔雅》在通语（释诂、释言、释训）之外的亲、宫、器、乐、天、地等16类；《释名》的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等27类。
中国很多词语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现代文化所吸收，但《辞源》仅仅保存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现代有很多定义，但《辞源》的解释是“民之主宰者，（旧指帝王或官吏）”。书证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用《三国志·吴·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再如“文化”一词，现代也有了几十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文选》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辞源》的宗旨是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用外国的和现代的词语意义去附会古代，这样才能形成必要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今天，我们迎来了弘扬传统文化最好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文化建设最关键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辨识能力，培养能够把传统文化引向现代的人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人应当是既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人，也就是在人文科学上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辞源》在这一方面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见：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5-12/22/c_12855498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