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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重要著作发表、重要电文发出时，非常重视校对工作。他对校对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认真”、“过细”的工作作风，对我们做好出版工作有深刻的启示，是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遗产。 一 毛泽东非常重视校对工作，根据我查阅的有限资料了解，有以下一些事实： １．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的《解放》第十四期发表。５月１２日他在写给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的信中说：“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１２６页） ２．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刊出。本来毛泽东“要亲自校对”，因印刷厂在“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只好作罢”，校对工作就由时任《中国文化》编辑的林默涵“全包了”。“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林默涵）也很得意。”（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话说毛泽东》２４２页） ３．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在延安出版的《六大以来》，“汇集了从１９２８年６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５１９篇，……共约２８０多万字。”（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１７８页）从１９４０年初开始，毛泽东为编校这本文献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胡乔木后来回忆说：“１９４１年２月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他对我讲校对怎么难，校对也称雠对，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以后我接手这件事。”（同上书，４３页） ４．１９４８年３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离开转战一年的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那一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纠正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３月９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时间愈快愈好。”在写好上述文字后，毛泽东又加批两句话：“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新华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１４７页影印手稿）在这个批示中，用了两个“时间愈快愈好”。对这样的急件，他又叮嘱“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可能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防止忙中容易出错吧。 ５．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胡乔木在４０多年后认为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９５页）在这篇文章中，毛 泽东说：“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１３１９页） ６．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不仅参加《共同纲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当年９月５日晚他在写给胡乔木的一张便条上说：“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第二天，他将校对过的清样退交胡乔木，又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５６２页） 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日，毛泽东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里所说的“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无疑包含认真做好校对工作。 ８．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１月１２日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苏方建议，由苏方、中方各自发表一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谈话。毛泽东在１月１９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亲笔写好了一篇声明。在用电报发往北京时，毛泽东特地注明：“（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三）……。”（叶永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的秘书们》４７页） ９．１９５１年２月初至４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去石家庄“正式休息一个时期”。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为《毛泽东选集》１至３卷选定篇目、修改内容、撰写和修改题解与注释，“还亲自做一些校对工作。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工作，例如，他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其中有三处地方，清样排得不好，毛泽东即在各处写道：‘排拢’、‘排齐’，还画出了校对符号。毛泽东校阅文稿十分仔细认真，再小的印刷差错都难逃他的眼睛。如，他在校阅《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有两个字因铅字磨损，字体比其它字瘦小，他批道：‘换一个铅字’。还有一处字号不对，几乎看不出来，但是，毛泽东在此处划出，并写道：‘改５号’。（刘金田、吴晓梅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１１６页） １０．据徐中远先生考证，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 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引用唐代张泌的一首词，“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三联书店出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１８０、１８１页）。 二 毛泽东非常重视校对工作的历史事实，对于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会有多方面的启示。从我个人来讲，最大启示有以下三点： 第一，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继续，是决定出版物内 容质量的最后一个关口。这个部门的工作及其制度，例如“三校一读”、“二校二读”的制度等，只应加强和坚持，不应削弱和“简化”。有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差错成堆”，甚至图书封面上的书名也有错字，根本原因是这些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忽视校对工作的重要性，对校对工作没有严格的要求，为了“抢时间”、“占市场”而不再坚持校对工作的应有程序；甚至为了“节约成本”，取消了校对工作部门，将校对业务全部由非专业人员“业余承包”。这样做，必然导致出版物内容质量严重下降。如果能像毛泽东那样重视、对待校对工作，“差错成堆”的局面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是可以有所保证的。 第二，校对工作人员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才能保证校对工作的质量。有的出版社的负责人忽视对校对人员应有的素质要求，说什么“校对工作是字对字，识字的人就可以做。”这是一种无知和误解。毛泽东说校对工作“难”，是他知道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有关的专业知识，是很难把好校对这个关口的。毛泽东要胡乔木（国内外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郭化若（军事理论家、《孙子今译》的作者）、林默涵（著名文艺理论家）帮他做校对工作，使《六大以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的出版不发生差错，不是“大材小用”，而是“知人善任”。我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校对部门的工作多年，我深切感到校对人员工作质量的高低，是由他们各自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如中国历史、诗词格律等等）水平决定的。只有组建一个素质较高的校对工作队伍，才能较好地保证校对工作的质量。同时，我认为作者、责任编辑应当参与终校工作，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解放以前开明书店曾实行“编校合一”的制度，叶圣陶等编辑名家也参与校对自己编辑的书刊，这和毛泽东非常重视校对工作的做法不谋而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应当建立出版物的成品质量检查制度。现在不少出版社（包括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没有进行成品质量检查，有些图书初版中存在的讹错，自己根本没有发现，重印时无法改正，甚至第四、第五次重印时仍然照旧不改，直到读者批评指出时才知道有错。因此，我认为：学习毛泽东及时发现、及时更正差错的严谨作风和做法，应由出版单位自行建立出版物成品检查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出版物成品中存在的讹错，以便采取勘误措施和在重印时加以改正，另一方面也可警钟长鸣，促进编校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校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