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周有光度过了他104岁的生日，许多人都尊称他為“汉语拼音之父”。作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已经不记得参加和主持过多少次关于语言改革问题的会议，但有一次会议却让他终生难忘，因為那次会议，他的名字与中国百姓生活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无处不在东西永远联係在了一起了，那一年周有光50岁。
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当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的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叶圣陶曾经讲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50岁才半路出家，转行研究语言文字学，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他被称为“新潮老头”，虽已百岁高龄，每天还要看书读报、至今仍勤于笔耕，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
周有光在央视《小崔说事》节目中侃侃而谈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青果堂唐氏八宅之一的礼和堂。除了周有光，青果巷还出另外2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和瞿秋白。
幼时，有学养的祖母就喜欢用古诗词熏陶周有光。上中学时，他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了同班同学。周有光回忆说：“小学、中学，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可老师提倡学生课外看白话书。当初对语文没有特别偏爱，国文、英语、数学学得都不错。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他选修了语言学。他进的是教会学校，一进大学，就用英文打字机，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中文则只能用毛笔写。彼时，周有光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5年，周有光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周有光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
周有光在美国工作和学习期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周有光说，通过朋友介绍，他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夜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作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对周有光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和见识非常感兴趣，建议他把相关文章收集起来，在1952年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周有光也在其中。会议结束后，周有光准备回去继续任教，但却接到要求调往北京参加语言文字改革的工作。就这样，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而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对于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周有光说：“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汉语拼音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原来主修经济学的周有光改行后，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他立志要变外行为内行。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周有光主持的第一研究室研究的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研究的中心是汉字问题。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到了赵元任，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周有光说，上世纪50年代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文改会的具体工作由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3个人来做。他们3人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3个人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都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以 “j、q、x”的制定为例来说明这项工作所费的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 “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终于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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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拼音方案沟通中外文化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
在周有光看来，中国语文的演变与历史紧密相关。“秦并六国，实行书同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文的发展。辛亥革命，帝国变为民国，提倡国语，统一汉字读音，制定注音字母，文言改为白话。1949年建立新中国，推行普通话，实行汉字简化，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历史的演变总会引起中国语文的演变。”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
相濡以沫伉俪情
2002年8月，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成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豁达幽默乐观的百岁老人
今天，百岁老人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每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就拿出了一篇多年前自制的“陋室铭”：“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的“陋室铭”虽不及刘禹锡原作精炼，有文采，但也有3个显著特点：豁达，幽默，乐观。而这三点的背后又有他深厚的智慧与知识作为支撑，这就不是一般的苦中作乐，安身守命，而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对红尘的笑眼旁观。
周有光这一辈子，颇多坎坷，但他却从不悲观，总是以微笑来迎接。周有光家庭生活也颇不幸，但生性豁达的他，从未被灾难所压倒。他先遭丧女之痛，6岁女儿死于阑尾炎，抗战时又差点失去唯一儿子，儿子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在他文静柔弱的外表后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坚毅与刚强，他与命运抗争，与恶势力较量，支撑着家庭与事业双重担子，踉踉跄跄地一路前行。
周有光的“陋室铭”，就是在“文革”期间他最困难时写成的。那时，他被赶出专家楼，全家三代挤在两间小平房里，工资只留下生活费，可是他却写下了这乐观幽默的“陋室铭”，与全家共勉。“文革”后，他却被人有意无意疏忽了，大家替他抱不平，他就拿出“陋室铭”表明自己心态。再后来，他又把“陋室铭”当成自己的长寿秘诀，不时向人推介，奇文共赏。
周有光在央视《小崔说事》节目中侃侃而谈
2007年年底，央视新闻频道的《小崔说事》，采访了百岁老人周有光，他又一次饶有兴趣地谈到了自己的“陋室铭”。面对听众和镜头，老人依然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丝毫不落央视名嘴下风，让人惊叹，时光似乎在他身上停住了。他自己则自嘲“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并且表示“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而且不是苟活，不是消磨时光，而是“要乐观，要努力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们祝愿这位“被上帝忘掉”的老寿星健康长寿，再创生命奇迹。也不妨好好欣赏玩味一下他的“陋室铭”，学学他的乐观与豁达，睿智与坚强，像他那样，把灵魂放在高处，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物欲的疯狂，让阳光和笑声永远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
周有光小传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命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近30种，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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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anyu.iciba.com 2009年06月10日11:35 来源：ＣＣＴ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