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攒钱”一样，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威(应受访者要求，此处用化名——记者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攒书”。他参与编写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筹备之中。

　　这种写作带来了一个矛盾：他痛恨剪切复制出来的教材，可他又是“山寨”教材的一位生产者。

　　他参与编写的教材处女作仍在使用，虽然他“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我们这书，错挺多的，标题上就有错误，里面没有什么内容。”

　　当时，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给出版社一万多元，买了一个书号。书号有底价，超了字数就要加钱，“不能写太多”。

　　教材印行了1000册，出版社一本没留，全给了作者，让他们自产自销。“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再收钱，这样书就不能退了。我们没做这么狠。”

　　不够狠的结果是，杨威“赔大发了”，只卖出100多本，又送人几十本。

　　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下一本教材的编写，这本依旧“比较敷衍”。“把以前的书贴过来就是了。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多，‘编’不是‘著’，所以就可以抄。”

　　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人们忙着谴责学术造假、学术剽窃、学术腐败，对于教材制造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却有极高的容忍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实际上，与学术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质量开玩笑，就是误人子弟，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既要反映学术成果，又要适合教学活动，要为教学活动做种种的设计。”他说。

　　迟宝东认为，教材抄袭很难界定，“把章节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书”，而且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抄袭的发现和取证都非常困难。

　　高教社也有维权部门，但它的主要职责是打击“盗版”，连“打盗版都忙不过来”，因此对于“盗窃”，更加缺乏威慑力。

　　杨威说：“我们一般是教授牵头，底下人干活。有时候，老师弄来编教材的项目，实际上让学生来写。没有办法，教授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而职称比较低的老师，“书号也买不起，1万多算便宜的，3万也很正常”。

　　这位青年教师只能通过参与编写，来为自己“攒教材”，哪怕赔钱也干。在普通高校，教师名下的教材，也是评职称的砝码。

　　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说，有人把这类教材叫做“职称教材”。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教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些普通大学看得很重，南开这样的名校，教材在职称评审中几乎没有分量。但名校的课程考核评比中，自编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职称教材”走了，“评奖教材”来了。

　　因此，在任何层次的学校，教师都有自编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绝现成的优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为了“教材更有针对性”。

以出版换市场——包销1000册，这书你就是“主编”了

　　有的时候，教材作者连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纯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天津一地方高校毕业生向本报记者反映，自己学《微观经济学》时，学院为大家指定购买了高教出版社的教材，任课教师又当堂推销自己的版本，并对购书同学逐一登记。担心不买就“挂科”的学生，不得不同时买了两本教材。

　　一家省级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告诉记者，有一名师范大学教师上门洽谈，想把讲义变成公开发售的教材，自费出书，自己包销。这名教师的底气是，每届学生有500人修这门课，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

　　这位编辑说，很多图书都是如此诞生的。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检查编辑、校对方面的错误，没人审读专业性强的作品，“一般钱给到位了就都给出了，确实不知道写的到底咋样”。

　　“我比较担忧的就是，现在学校选用教材越来越进入无序的状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

　　他认为亟待建立教材使用的准入制度。“选用教材要有一个尺度，不能说随便拿来一本就能当教材，有的印个讲义也能当教材，符不符合出版物标准都很难说。”

　　他说，基础课、公共课教材，由于数量巨大，“钱”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师宁可舍弃国家级的优秀教材，也要自己攒一本，卖给本校学生。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一次与学生网上交流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学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本校编撰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等教材，质量不是很高，建议引进外校高质量的教材。

　　李培根校长承诺：“教材使用应该以开放的态度，谁的教材好就用谁的。”

　　某位拒绝透露个人信息的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教材流入高校的渠道过去由学校教材科一手掌握，教材科以较低折扣从出版社进书，全价转卖给学生，获利颇丰。五六年前，国家整顿教材科，很多人因此落马，选教材的权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课老师手里。

　　紧接着，一些“市场手段用得很充分”的出版社，开始拉拢任课老师，请教师自己编书，再卖给自己学生，许以高额版税或稿酬。这叫“以出版换市场”。有的出版社还以“研讨”活动的名义，邀请各校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国旅游。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师的学术著作因“市场”狭小，而遭到冷遇，多要付费出版。

　　但如果教师掌握着一门热门公共课，情况又另当别论。出版社情愿“一赠三”，出版“大课”教材的同时，也可为相应教师出两三本“小课”(受众较少的专业课)教材。

　　一家素有声誉的外语类教材出版社社长，曾在不公开的场合说过：以前是“内容为王”，现在是“现金为王”。

　　江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因为招生量大，一门公共必修课教材的出版成了“香饽饽”。任课教师先与一家知名出版社洽谈，希望拿到一个很高的版税，谈判破裂后，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亲自带队，以更高的版税“拿下”。

　　这笔生意的“成果”是，出版社获得了一年上万册的销量，任课老师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学生拿到了一本定价高、质量低的教材。

　　更有甚者，有出版社先找人编完一本公共课教材，再分别与各高校任课教师接触，为了打进甲校市场，请甲校教师挂名“主编”，还白给报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编”就换成了乙校的教师。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学会的名义向很多高校学生处发了一纸通知，称将组织编写一本就业指导类的教材，开出条件：你能使用500册，就可给你一个副主编名额;包销1000册，你就是主编。

国家级教材也在注水—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

　　我国现有大学2263所，根据记者从国家图书馆查询的结果，“大学语文”类图书就有1000多种。2009年就新出了70多种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而2008年7月，记者查询到的数字是759种。

　　“大学语文”类课程是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已有四五个版本的教材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它们没能挡住新版本的问世。一位作者对记者说，这是教材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良币”自身也在注水。

　　“教材问题，我感到有作者的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教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评审专家接受了采访，但拒绝透露姓名。

　　由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鼓励各高校选用此类教材，以确保教学质量。“十五”期间，约有各地申报的3000种教材被列入这个规划。

　　到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指标突然猛增至1万种左右。这位专家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评审。

　　在这场评审中，有十几个学科组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指标太多，用不了。过去恰好相反，各学科都要求增加指标。

　　“就像只能评出300本国家级教材，非让你评出500本来。”

　　教育部确定了9716种选题列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此后又有2025种选题获批进入国家级教材规划的“补充”行列。结果，有一些教材大家看了觉得“不该进入”。“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含金量，远远不如‘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据透露，与“十五”由各高校申报国家级规划教材不同，“十一五”改为由出版社申报。结果，各出版社争抢“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名头。

　　一位出版界人士对于突然增加指标表示很不理解：“应用学科的教材应该随着学科本身发展不断变化和改版，但基础学科教材显然没有那么多变化的需要。但现在都是‘一刀切’来操作。”

　　河北教师杨威的一大目标是也能出一本“规划教材”，因为评职称好用，评精品课也能用。但他所在的学校档次不行，还够不着“规划”，因此，他眼下只能皱着眉头，继续攒书。

　　对于这些攒出来的教材，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颇有怨言。他抱怨，自己不得不为一些教材改错，既有文字上的，也有知识上的。不知为何，有的错误在第一版出现过，第二版、第三版……再版多次也不见更正。

　　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经常应邀四处参加评审，他注意到，很多教材里的错误都是“不太像样的”，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科学性的错误。

　　顾沛指出，教材与学术专著是有区别的，因为教学内容相对比较固定和传统。科学水平高的人写教材未必行，教材必须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来编写，而且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考验。从讲义到教材，要反复几次以后才能变成铅字。

　　“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来回反复修改，来回‘磨’。”这位出版过国家级规划教材、担纲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当选过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教授说。

　　市场的需求面前，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慢吞吞的打磨。辽宁一名中文系教师为了评职称，就走了捷径。这名教师向一家书商付费，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封面印着这家教育类权威出版社的标识。但作者向高教社查询却发现，自己的文学著作属于赝品，从书号来看，那应该是一本体育学的著作。（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