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媒体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还掌握着新闻的选择权和解释权。依据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人们主要倾向于了解媒体注意的问题，而媒体的报道顺序深刻影响着舆论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选择权和解释权有时比新闻源更重要。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被面临的大量信息所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来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来源。”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对信息源的竞争方面，还是在新闻的选择和解释方面，实力都比较弱。而互联网的出现又给中国媒体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对一些中国媒体来说，最容易、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通过网络编译人家的新闻，可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会越来越忽视新闻源的重要性，我们选择和解释新闻的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客观性”理论发生重大变化

　　在和一些青年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接触时，我感觉他们不仅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意识，而且对西方媒体的看法也很不全面。

　　有位同行告诉我，对国外媒体的报道乱编、乱译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新闻从业人员多数是近十几年来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都认定新闻是绝对客观的，而西方主流媒体又是严守这一准则的，所以翻译过来不会有问题。其实，他们忽略了西方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那就是“任何媒体传播的任何一条消息或言论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传播学理论对“客观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媒体这些年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objective)，而是要求反映“多种多样的观点”(diversity of opinion)。比如，福克斯电视台提出的报道口号就是“公正和平衡”而不是“客观”。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福克斯台的脱口秀“欧莱利效应”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尖锐的语言风格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在一次节目中，主持人非常激烈地批评了法、德、俄等国出现的反战热潮。他说，每年到法国旅游的美国人就有250万人，只要这一数字降到150万人，法国就会陷入经济衰退。美国媒体的这种变化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一味追求所谓的纯客观，忽略了新闻倾向和立场的时候，盲目的译介有时就会给中国受众传递带有偏见的信息。

　　中国一些媒体对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报道也是一个例子。里根去世后，国内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但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从美国的报刊翻译过来的。对里根这个人物应该作何评价？如果编辑对历史不了解，对里根当时的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不了解，又怎么能给读者展现一个中国编辑眼中，或者说中国媒体眼中的里根呢？我们在一些中国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是美国人眼中的里根，甚至是美国保守派心目中的里根，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我们把美国报纸上有关里根的介绍翻译过来，或者搞个综合编译，看起来是简单方便。

　　但我们想过没有，美国人搞这样一篇报道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呢？有一次，我陪国内同行去《纽约时报》参观，临走时，主人一面故作神秘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一面从抽屉拿出了一张已经贴好的版样，上面印着“里根去世”几个大字。当时里根还健在，我还真以为这是《纽约时报》刚刚得到的独家新闻。可主人随后解释说，《纽约时报》有专人收集那些身体欠佳的世界名人的新闻，并根据变化不断做补充和更改，一旦某个名人突然去世，他们就可以从容地推出长篇报道。美国媒体为报道里根的生平做了多年的积累，那里面包含着许多东西。他们的观点、立场早就经过反复提炼，而我们轻而易举地翻译过来，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人家的传声筒。

　　无聊综合症的新闻自由

　　十多年的驻外记者经历还使我对西方媒体有了更透彻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国媒体的商业化。2000年，我从欧洲转到美国工作。初到美国，我就感觉到美国媒体的娱乐性、商业化程度是欧洲无法相比的。比如，欧洲国家大多都有国家电视台，有的甚至没有商业广告。但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台。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集团垄断当然也就会更多地受追逐利润的影响。美国有位记者写过一本书，在书中说一般美国企业大概有个10%的利润也就非常高兴了，但媒体企业认为15%到20%的利润只是最低水平。所以，很多电视节目、报刊文章的商业化都十分严重。许多美国媒体从业者也非常反感，但是也没办法。像辛普森案、克林顿性丑闻为什么会被炒得那么沸沸扬扬，就有商业化的因素在作怪。美国著名记者赫兹加德称此为“无聊综合症的新闻自由”。

　　回国后，我看到一些中国媒体这些年来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不顾行业规范和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甚至靠西方街头小报的稀奇古怪的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摘编自美国黄色小报的中文报道已经多得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有不少甚至还上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国际报道中的低级趣味和媚俗化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这些垃圾新闻不仅破坏了媒体自身的形象，也污染了读者的心灵。

　　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还连连出现假新闻事件，其背后也有商业化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与总编辑双双辞职，就是因为有个叫布莱尔的记者发了70多篇报道，至少有36篇都是杜撰、剽窃或失实。今年4月，《今日美国》报总编也因记者造假而辞职。这两件事在美国引发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危机，而对中国媒体来说，当然也有读者信任的问题。

　　要做美国政府的“扬声器”？

　　由于不加选择和加工地编译，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媒体也间接地受着美国舆论的左右。美国人说要围剿本·拉登了，我们的大报、小报和网站上就全是打本·拉登的消息；美国人说恐怖分子要对美国搞袭击了，我们有些媒体就根据消息，编几篇全面综合的报道，有的还郑重其事地将这些新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可我们的编辑有没有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布什政府有意需要全球媒体的配合宣传呢？

　　在美国工作时，我曾采访过一些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美国政府对付新闻记者很有一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媒体讲什么话，甚至上午讲什么，下午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媒体，引导舆论。

　　《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了题为“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电视新闻的新时代”的文章，称布什政府已经把制作“正面新闻报道”看作影响公众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手段”。其实，以预制新闻来操纵舆论，这对布什政府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伊拉克战争中，五角大楼编造的新闻就让媒体多次上当，英国《独立报》列出的战争谎言就有20个之多，而在这些谎言的背后大都能看到布什政府的影子。“舆论秀”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拿手好戏。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花费了2.54亿美元与公关公司签订合同，这差不多是克林顿最后一个任期在这方面花费的两倍。政府各部门向新闻机构发送的“电视新闻”片段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政府“预制”的新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美国舆论的引导。

　　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一度曾依靠自己的宣传机构来实施政策引导，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传媒业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政府与媒体、受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调整了原有的宣传方式。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不干涉媒体仍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政府巧妙的公关运作和传媒市场的变化中，这个原则正在成为一个幌子。一方面，美国政府正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手段影响媒体，比如通过制造预先包装的新闻来为媒体设置议程，以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不应再被简单地称为“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种力量”。美国媒体早就从单一的角色转变为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公众舆论的塑造者；既有监督的责任，也有引导舆论的义务。

　　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作者艾英戈和金德认为，美国电视新闻表现美国社会和政治时有4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为了追求客观公正和获得固定的官方信息，新闻界往往不愿意惹麻烦，多数时候仅转述政府信息。虽然美国媒体仍然将客观性奉为职业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界的人员与政府成员之间越来越熟稔。记者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官员和机构，后者变成了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也需要记者帮助他们与公众和其他精英相互沟通。这样的变化也为政府的“隐蔽宣传”在制度上提供了可能。恰如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所讲，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定没有书报检查，找到不同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主要的媒体公司以取悦执政党的方式去报道新闻。

　　显然，如果我们某些媒体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全文照录的方式来翻译美国的新闻，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了美国政府的“扬声器”，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长此以往，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对中国读者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某些美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际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媒体必须能够掌握新闻源；二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判断、分析西方媒体的新闻的能力。这两个层面包含着媒体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理论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也与中国媒体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这些年来，为了推动新闻改革，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速度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许多媒体在报道和编辑国际新闻方面，都没有作好应有的准备。比如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仍缺少独家新闻，缺少现场报道和有深度的分析。而一些媒体又受市场影响过重，忽视了应有的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我们的新闻教育也与现实严重脱节，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对中国媒体的实际运作情况不了解，又缺少专业化的训练。这就使得我们的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成员，我们的媒体市场也将逐步开放，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开放并不是单向的。当你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你的外国竞争对手也有了同样大的空间。而当你还没有为利用这个空间做好准备，你就等于是把已经得到的空间拱手送给了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当真正有了话语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话语权。因此，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现在就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如何区别真伪。

　　我的同事、人民日报前驻南斯拉夫记者胡锡进对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当时他去前线采访，就靠个小本，腰里揣个录音机，和美国记者根本没法相比。他是单兵作战，而美国记者是军团作战，天上的、地面的，采访的“武器”也要先进得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是写出了大量现场报道。他对我说，设备不足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说话的理由。前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黄晴在与我探讨这一问题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正因为我们的声音比较弱，我们才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如果连这点儿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完全被别人的声音所淹没。”